前言

    有关高句丽、百济遗民的最初研究，当首推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学者罗振玉。罗氏收集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在洛阳北邙山一带发掘面世的高句丽遗民泉男生、泉男产、泉献诚、高慈、高震、泉毖，以及百济遗民扶余隆的墓志铭，编成《唐代海东藩阀志存》一书。在该书中，罗氏对诸墓志铭一一跋证考辨，其中的许多看法，至今仍为海内外众多的研究者所信从。
　　在中国大陆地区，八十年代中期，以及九十年代之后，有关唐代的金石墓志汇编类书籍大量出版。著名的如武志远、郭建邦合编《千唐志斋藏志》（上下，1983）。李希泌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6）。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89）。《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1）。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1992），《唐代墓志汇编续集》（2001）。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1～7，1994年至今）。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合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壹，上下，1994）。张沛编《昭陵碑石》（1995）。李献奇、郭引强编着《洛阳新获墓志》(1996)。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考古研究所合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上、下，2000）。台湾地区八十年代以后也出版了毛汉光氏编纂的《唐代墓志汇编考》（1984年至今），以及《石刻史料新编》（1～3辑，1982）等。
　　在韩国，五十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如李丙焘、李弘植、卢泰敦、金文经[1]等教授，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引用以上墓志铭资料，一些专门的金石资料集随后亦开始收录结集出版。如八十年代出版的许兴植编《韩国古代金石文》(1984)，延世大学校出版的《高句丽史研究》(史料篇，1988)，均收录了上引高句丽遗民的墓志铭。进入九十年代，随着韩中两国建交，对高句丽遗民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景象。其中系统整理介绍有关高句丽遗民金石文的成果，当推1992年韩国古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一书。一些学者如李文基、李道学、宋基豪、卞麟锡等教授^[2]亦在此前后，撰文介绍中国境内和韩国古代相关联的墓志金石资料，从而为从事高句丽、百济遗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到现在为止，明确知道中国发现的在唐高句丽遗民的墓志铭共有8通，即上文提到的渊盖苏文的子孙们，以及高慈、高玄、高震、高震的女儿墓志铭。笔者相信，随着中国西安、洛阳以及其它地区唐代墓葬的不断发掘面世，和高句丽、百济、新罗相关联的金石资料一定还会发现。
　　笔者在此将要论证考释的高足酉(625～695)墓志铭，是有关在唐高句丽遗民的第九通墓志铭（见附表）。该墓志铭见于上文所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1）。《全唐文补遗》卷5有录文及标点，郭引强、李献奇编《洛阳新获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亦有录文，其中前者录文后还有释文。而上引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其它金石墓志汇编类书籍中未见收录。依据《洛阳新获墓志》（第219～221页）编者释文，高足酉墓志铭1990年四月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平等乡楼子沟村北，现收藏于伊川县文管会。墓志铭石长88.5㎝、厚17㎝，墓志铭文每行34字，共有33行，正书。因为墓志铭建于武则天大周中期，故铭文中有天、授、年、证、载、月、日、臣、正、国、圣、地等十二个武周时期所造汉字^[3]。篆刻人姓名铭文中未见记载。下面即对墓志铭关联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由于笔者识见不广，文中或许仍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敬请诸方家师友指正。

高足酉的主要事迹

　　高足酉其人，现存中外文献中，其行踪不见任何记载。依据上文所及《高足酉墓志铭》，其出自于辽东平壤地区（现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平壤附近），此与以前发现的泉男生墓志铭稍有不同(泉氏为辽东平壤城人)。可能是其出身于平壤城附近或者高句丽平壤辖区之内，故有“族本殷家，因生代□，□居玄兔，独擅雄藩”，足以说明高足酉家族在高句丽具有相当的经济地位。鉴于高足酉事迹不显于世，故有必要根据墓志铭，对其一生的重大事件试作排列。

唐武德八年(625)   出生于辽东平壤。
高句丽内讧之前    在高句丽生活。
高句丽内讧之后    其间归款唐朝，时年四十余岁。
唐总章元年        唐授其为明威将军守右威卫真化府折冲都尉仍长上。
同年              授守左威卫孝义府折冲都尉，散官如故。
唐总章二年        授云麾将军行左武卫翊卫府中郎将。
唐仪凤四年        授右领军卫将军，制加上柱国。
唐永昌元年        制授右玉铃卫大将军。
周天授元年        拜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
周证圣元年        因参与制造天枢，即封高丽藩长，渔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同年五月          率军南下，征讨万州所在的少数民族叛乱。
周天册万岁元年    病死于荆州官舍，时年70岁。
周万岁通天二年    埋葬于洛州伊阙县新城原。

从高足酉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出，高氏入唐之后，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唐都城长安或者洛阳度过的，这与高句丽其他在唐遗民如泉男生父子，高慈、高玄等频繁往返征战于京城以外的边方地域等形成一定的差异。与此关联的问题，下文中将予以论述。

高足酉何时归唐

　　高足酉何时归唐，现存墓志铭没有明确记载。然而，对证墓志铭文，以及同时期相关人物的传记及墓志铭，似亦可得出其入唐时间的大致情况。
　　墓志铭载曰：“若夫见机而作，存户君子；慕义而来，妙曰通人。前载著之不轻，来代述而尤重然。而越沧波，归赤县，渐大化，列王臣，颙颙焉即高将军韫之矣！”以及“乃效款而往，遂家于洛州永昌县焉”的记载。可以证明，高足酉是少数志愿投诚唐朝的高句丽人士之一^[4]。
　　另外，高足酉是武周天册万岁元年死于荆州征讨任内的，时年70岁，那么，他的生年当是公元625年，即唐武周八年。
　　据现存石料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讨伐高句丽之时，曾经接受高句丽大将高延寿，高惠真等的投降，但这一年高足酉才二十岁，如果他是这次投诚的话，此后二十余年间应该有相应的官职，而且绝不会等到总章元年才第一次被授予官职。更何况以上两人均是在战败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唐朝，这与高足酉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此后，贞观末年唐朝廷先后两次小规模的征伐高句丽战斗发生，基于以上相同的原因，其成立的可能性亦不大。唐高宗龙朔元年，曾发起以任雅相、苏定方、契比何力为统帅的征伐高句丽战斗，按照唐朝历来对投诚并立功者安抚、奖赏之惯例，如果是这次投降立功，必定当时立刻就授予其官职，从这个角度解释的话，高足酉的投诚也不是此次唐与高句丽战斗期间。这样，高足酉的投诚必然是在高句丽内讧发生之后，唐廷派兵迎接泉男生^[5]等，并共同灭亡高句丽之前。
　　可能是数十年与唐及韩半岛南部新罗等的对峙和战争，高句丽境内民生维艰，而内讧乍起、民心惶惶，国家乱相几不可收拾，高足酉本人对未来更是迷惘彷徨，最终选择了投诚唐帝国寻求新生活的道路。投诚唐朝后，唐朝廷先将其编籍于东都所在的洛州永昌县，以示重视。可能最终在唐对高句丽的战斗中，高足酉建有相当的功勋，故被授予明威将军，并且担当守卫唐都城长安城内的任务。此大概是唐朝廷鉴于高足酉前来投诚，又在战斗中建立战功，故不仅授予相应的官职，而且还将其安排在都城长安德真化折冲府内任都尉，足见唐廷对高足酉的信任。
　　也可能是因高足酉家族“殷家”，即为高句丽富裕家族，以及“独擅雄藩”的缘故。当其率领家族投诚唐朝之后，部分的瓦解了高句丽平壤城内中上层富裕民众的抵抗斗志，为唐罗联合攻取平壤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之高句丽连年与唐作战，高足酉早先或者在此之前即曾有在军中做事的经历，进而就有唐朝廷授予其武官的情况发生。随后使其担当京城长安内部的防守任务。凡此种种，高足酉是在高句丽内讧之后投诚当是可以推定的。
　　鉴于墓志铭中对高足酉祖上在高句丽的官任，以及高足酉本人投诚唐朝廷之前行迹缺乏记载，墓志铭只是记载高氏家族“殷家”，以及由此形成的“独擅雄藩”而已，笔者据此认为，高氏家族可能属于高句丽中层富裕地主阶级，这应当和在唐的其他高句丽遗民区别开来^[6]。
　　可以想象，此时已经是四十岁初半的高足酉，他作出投诚的决定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故而面对唐长安，洛阳的另外一种生活氛围，相信他除过思念家乡高句丽的山水之外，可能相对少了些许对昔日生活的眷恋思念;又因为他并非来自于高句丽贵族上层，故在唐朝野中，也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小心翼翼或者诚惶诚恐，进而和高句丽王族高氏等，以及泉男生家族在唐人士形成较大的差别。正因如此，也昭示了他此后在唐的二十余年，不仅很快的适应，而且灵活应对此一时期唐廷变化叵测的朝野政治形势，发挥自己的各种才干，和唐以及代之而起的武周从上到下的各种人士保持关系，受到当是最高统治者的嘉奖和赞许。他给儿子起名或改名(抑或接受赐名)“帝臣”，从另一方面亦可以看出，高足酉力图融入新生活，并和唐最高统治者保持亲密关系。墓志铭中“特隆殊宠”，“并以勋庸见重，武烈称奇，出静边荒，入陪兰锜”，“圣主闻之，良深震悼”等文句即是证明。正因如此，不仅保证了自身和家族的安全，而且官位升迁不断。这在唐与武周改朝换代酷吏政治的血雨腥风环境下，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当时，对于唐的朝野官员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也都是相当不容易的^[7]。
　

天枢建造与高足酉

　　考察高足酉的墓志铭，可以看出，其和武周初期建造天枢事件关系密切。因而，在此不妨对高足酉，以及其它在唐高句丽遗民与天枢相关联之事件试作探讨。
　　据《资治通鉴》卷205记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记功德，黜唐颂周；以姚璹为督作使，诸蕃储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另据《旧唐书》卷87《姚璹传》记载：“武三思率藩夷酋长，于端门外，刻字记功，以颂走德”，而姚璹是天枢督作使。但是，现存《泉献诚墓志铭》则明确记载“天授二年（691）二月，奉敕充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门押运大仪铜等”^[8]。天枢建成之后，本文论述的墓主高足酉，被唐朝廷任命为“高丽蕃长”（《高足酉墓志铭》）。《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阿罗撼）之铭》中亦有“则天大圣皇后招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一”^[9]。看来，有关天枢建造的时间，《资治通鉴》与《泉献诚墓志铭》的记载是有差异的^[10]。
　　周证圣元年(695)，象征武周政权怀柔万国，四夷归附的天枢最终完成^[11]。其“高105尺，径12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12]。天枢的建成，标志着贞观时代四夷共主的“天可汗”局面再次出现。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此时似已超过贞观时代，因为那时是没有建造所谓天枢的。当然，这只是人为制造的一种虚幻景象。开元二年，天枢最后被毁掉。
　　依据上文所引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高句丽遗民高足酉、泉献诚等人，都参与了建造天枢的请愿及其他活动，并且表现积极突出。高足酉墓志铭中有大段描述天枢的形状、特征^[13]，即就是“悦像子来，雕鑴乃就。干青霄而直上，表皇王而自得。明珠吐耀，将日月而连辉，祥龙□游，凭烟云而矫首。壮矣哉!邈乎斯时也”。可能就是因为建造天枢的功劳，以及其它现实的考虑，高足酉随后被封为“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另外，从上引记载推测，高足酉的名字可能也被刻在天枢之上^[14]。同时，泉献诚此前则担当“奉敕充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门押运大仪铜等”。就是说，泉献诚实际上亲自参与了具体的建造领导工作。从此可看出，在唐高句丽遗民各界人士，经过二十余年的在唐生活，已经基本适应了当地截然相反的朝野生存环境，并且将武则天改朝换代与自己的行动紧密联系，加入到当时诸少数民族首领的请愿建造天枢，即“四夷共主”的潮流中去，支持拥护武则天的“以周代唐”。高句丽遗民的行动，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用意？抑或是随当时的潮流而动、明哲保身？因没有具体的史料，现在已不可而知。然而，考察此一时期朝野上下的基本态势，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众所周知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天授元年，泉献诚曾面对“武后尝出金币，命宰相、南北衙群臣举善射者五辈，中者以赐。内使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玉铃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固辞”的实际情况，其向武则天建议曰: “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15]。武则天非常高兴的采纳了泉献诚的建议。就是说，当族类之间(特别是和汉族同僚)因利益或民族感情发生冲突之时，作为当时在唐高句丽遗民的精神领袖(高句丽宝藏王和泉男生死后，泉献诚事实上已经成为归附唐朝廷高句丽人士中官职极高并声望最高者)泉献诚，其考虑的就比较周全，其用意表面上看，似乎是提醒武则天注意唐朝汉族军将的面子及感情，而实际上当然也是为了自身及在唐高句丽遗民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这一点看，泉献诚本人已经“基本上”知道怎样处理身边复杂多变的事件及自我保护。然而，从此后的形势发展来看，这里姑且只能说是“基本上”而已。
　　其次，同样参与建造天枢，高足酉和泉献诚的结局则截然相反。如上所述，高足酉因此获得新的官职，而泉献诚最终则死于非命^[16]。为什么如此？这是应当仔细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这可能和泉献诚所处地位及影响相关联，而高足酉就没有这方面的忧虑和负担。另外，可能还和当时武则天建立大周政权，为打击不同政见者，实行陷恶的酷吏政治有关^[17]。为数众多的无辜人士受到牵连冤屈而死，进而成为武周政权痛遭后代史家诅咒的绝好证据。当然，泉献诚之死的具体原因，还要从建造天枢说起。上文业已谈及，“诸蕃储钱百万亿”建造天枢，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建造的费用，故将民间的农具也收取充值。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作为积极拥护支持武周政权改朝换代的高句丽遗民首领泉献诚，极可能也拿出了一定或相当数量的钱财，以作建造天枢之用；而且，泉献诚还担任“充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门押运大仪铜等”，酷吏来俊臣之流大概以此嗅出万恶的铜臭味道。进而就有“秉弄刑狱，恃摇威势，乃密于公处，求金帛宝物。公恶以贿，交杜不许，因诬陷他罪，卒以非命。”（上引《泉献诚墓志铭》），或者“来俊臣求货，献城不答，乃诬其谋反，缢杀之”（上引《新唐书》卷110），及“来俊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泉献诚，不得，诬以谋反，下狱。乙亥，缢杀之”（《资治通鉴》卷205）的事件发生。这样，在唐高句丽遗民上层人士首领泉献诚，终未能逃脱酷吏政治设置的层层陷阱，和此前归唐的著名将帅黑齿常之（百济遗民）一样^[18]，被陷害含冤而死。
　　泉献诚死后两年余，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5），天枢建造完成，唐朝廷封高足酉为“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食邑两千户”。约三个月后，高氏奉命征讨南方少数民族叛乱，担当经略大使，但在获胜返回途中，患病死于荆州官舍。有关高足酉南征，文献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三国史记》均未见记载，只有《全唐文补遗》卷七《大周上柱国相王直司秦府君（婆爱）墓志》中所载，其和高足酉的出征似乎是相同的一次，但事件的全部情况仍然不能完全了解^[19]。故高足酉墓志铭中的记载还有待于发掘更有说服力的史料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