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澧州高氏,自高迁公于元末明初,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宦居澧州以来,至今已传26代。到清末、民国初,其后裔子孙,散居于澧水流域的八县区,远及武陵、桃源、龙阳等地,甚至湖北、四川、陕西、广东、安徽、福建、南京、重庆等省、市。1928年,《澧州高氏三修族谱》说:自我祖“继迁澧郡,忠厚传家,渤海之遗风尤在,耕读世业,云礽之发祥特奇。麟有趾兮振振,瓜之瓞也绵绵。文衔武职,累朝不乏;伟人风起,蛟腾历代,递生贤哲。诚所谓本深者枝自茂,源远者流斯长也!” 编者以为,此言不虚:仅就清同治13年(1874)的《直隶澧州志》看,明、清两朝,澧州高氏中的举人、进士、宿儒、名宦类社会贤达列志乘者达30多人,真可谓族兴人望!为了弘扬我族“进取、奉献、益国、利民”的人文精神,激励后代子孙“拼搏、向上、立名、成家”的志趣,特于此陆续推出一组《澧州高氏族贤简传》。不过,这都是民国建立以前的“古人”之迹,更希望族内同仁、族外朋友,把您所知道的澧州高氏传人的一技之长、一品之德,一言之秀、一时之举等诉诸文字,传给我们;也希望我澧州高氏传人,把自己有生以来的所做、所成、所历、所感,甚至于自认为可一吐为快的某事某遇等,诉诸我站,使这个《澧州高氏族贤简传》,成为一处评介和宣扬古今高氏贤能异士,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简捷平台。
1、广积余庆善德传家的澧州始祖高迁 高迁,生卒年月失考。字裕先,为高前通次子。原籍江西省吉安府(今吉安市)吉水县。元末明初,敕授进士,并擢澧州慈利县知县。致仕(退休)后,落业澧州城珍珠街,遂成为澧州高氏始祖。 高迁的胞兄高启先,曾担任指挥使,镇守长沙府,全家寓居湖南。所以高迁任职慈利前,曽经由郴阳(元朝所置县,明改郴县,即今郴州市)迁居祁地(今祁阳县、祁东县一带)某山村。为了方便村民饮水,他自费凿挖了一口池塘。非常有幸的是,他所凿挖的池塘之水,不仅清甜可口,而且具有药用功能。某年,祁地爆发了一场瘟疫,致人卧床不起,饮食难进,生命有碍。但是,凡饮用高迁池塘之水的人,皆安然无恙。高迁反复试验,都屡试不爽,他非常高兴!觉得这是天赋自己救民之责。于是,他动员全家人肩挑背驼,把塘水送到四乡八村,解救乡亲们的沉疴。 但是,一种流行病的出现,靠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力量解救,显得太渺小了。高迁经过反复思索,即不顾跋山涉水的劳顿,跑到县城,连夜击鼓闯衙,要求面见县太爷。不想衙役们急忙把高迁轰了出来。一打听,原来是那位祁邑县君李公,也早已瘟疫缠身,病卧床上50余天,生命垂危了。大小衙役们手忙脚乱,生怕又一个上访户来干扰添乱。高迁明白之后,又以治病救人之理,反复求见。这一说,衙役们更不愿放他进去了。因为县君李公之疾病,早经州县多少名医调治,用了多少偏方妙丹,均一无效果,谁信你这猴急火燎的山民也能治病?无奈之下,心急如焚的高迁,只好乘人不备,冒险攀墙入室,并得到一个唐姓同乡小吏的帮助,才得以见到县太爷。久病中的县太爷,听了高迁的一番表述,虽半信半疑,但还是当着大小衙役人等说:如果你的池塘之水,能治得好我这病,我自会满足你救人心切的愿望;如果你有丝毫乘此灾难,蛊惑人心之嫌,即请大刑伺候。于是,高迁亲手用带来的池水,连夜为县太爷煎了一碗茶,伺候着喝下,即守候在病室外。实际上是被衙役们覊押着,等候发落。好在次日不到中午的时间,李大人起床了,能走动了!他立即命令升堂!还赶紧召来县衙所有吏役及附近士民人等,倾听高迁宣讲述如何去取高家池塘之水,治疗流疾瘟疫。接着,县衙又广张告示。于是,“通邑闻之,欣然适”。不久,祁邑一县之疫疾,得以歼灭。 受惠的县民,纷纷要求县衙,表彰高迁。那位县邑李公,自己早有此意。于是,他精心制作了一块大匾,亲书“高迁凿塘,黎庶沾光。宜尔子孙,兰桂齐芳”十六个金字,组织了一个浩浩荡荡万民送匾活动。 从此,高家受到了祁邑之人无上的尊敬和爱戴。更为有趣的是,高迁的善举,不仅使他本人不数年间得授进士,擢知县,定居澧州。而他的三个儿子高桂芳、高文龙、高文凤,也在明洪武一十八至二十年一(1385——1388)的四年中,连连得中三举人一进士(高桂芳二十一年中进士),在兰城传为佳话,澧州志时代列传。到高迁公晚年,长子高桂芳一人,就给他添了六个孙儿,从此形成了澧州高氏“丰、鼎、泰、颐、升、常”的“老六房”,子子孙孙,支繁房兴,真应了那位祁邑县君李公“宜尔子孙,兰桂腾芳”的题匾之言。 始祖遗训,代代相传。是我澧州高氏族兴人旺的根本。
2、侠肝义胆的高堂公 以高迁公为始祖的澧州高氏传人,传至第七代,出了一位高堂。他是明天顺5年(1461)乙丑科举人、辰溪县训导高金的嫡孙,字升之。据《直隶澧州志》记载,高堂这人,生得“丰采魁梧”,很有学问,是现今澧州志有传的明代澧州儒林六大宿儒之一。“平生师法古人,所与游皆长者”,以执教儒学为业,是当时的华阳王府家塾和澧州文正书院有名的教授。高堂公品行端方,时人以“侠肝义胆”颂之。 据传,高堂年轻时,曾经以自己的礼义之举,挽救过一个陷于破裂边缘的家庭:他一次路过涔阳村寓宿,一名少妇,或爱堂才貌,或厌自家贫寒,或视丈夫不满,心生离异之心。竟提出要跟高堂私奔。高堂一听,先以礼仪之理明确拒绝;继以道德之绳诱教作人之德;再以巧妙之法,喊来其夫,“然灯煮茗”,高谈阔论。看似与其夫海侃,实则语震妇心。当然,高堂则是利用这种海侃,对这一对夫妇在婚姻家庭中各自埋下的隐患,进行了巧妙的剖析,但又没有对谁,特别是对那少妇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澧州志评价说:“俟天明归,卒不言姓名,其厚默若此”。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品行端方之人的起码道德所致,那么,他对“明代澧籍五尚书”之一的刘瑞,即“刘文肃遭珰瑾构祸,避居澧中”时大胆无畏的救助,则是他“侠肝义胆”的最好体现。 刘瑞,谥文肃,祖籍四川内江,父名时斅,曾官山东佥事,以廉惠称。去职后应华阳王府教授李吉安之邀,寓澧执教,生瑞。瑞少进州学,聪慧异常,举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庶吉士,授职检讨。1510年后,明廷大宦官刘瑾专权用事,首先是剥夺刘瑞的言事权,逼他称病;继诬他 “朝堂结党”,削俸禄,遣出京城;再接着,又以所谓错荐雍泰罪连坐,罚没刘瑞仅存的粮米输塞上充军用,至贫不能还乡。明正德中(1513年左右),刘瑞依靠从母子李充嗣的救助,才千辛万苦地回到澧州。 但是,这样一个朝廷要犯,即使回到澧州,穷困潦倒不用说,头上那九族连坐的政治罪名,又有谁愿意接近他,帮助他呢?因此刘瑞归澧有日,仍是居无室,食无餐,流浪街头,无以为计。高堂知道了这一情况,毅然地把刘请回自家。冒着州县官家不时盘查的麻烦,甚至稍有不慎就会落个杀头之祸的危险,首先帮着安排衣食;接着又四处游说,企图给谋求一个职业,解决生计问题。可是,谁也没这个胆子愿意接受这位“才高八斗,冤比海深”的当朝要犯,因为那个被举国上下讽为“一个猪(朱)皇帝,一个牛(刘)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的“牛皇帝和站皇帝”即 大宦官刘瑾的耳目,随时都可能叫接近、帮助刘瑞的人家破人亡。无奈之下,高堂只好把自己家族的子弟组织起来,交给刘瑞,让其“始倡正学,命子侄执经从之”。就是说,为了刘瑞谋个执教的职位,高堂命令子侄们老老实实的拜刘为师,从刘学习正统的儒学学业。这可是一个震动政坛的举动啊!但高堂认为,你刘瑾再牛,我倡正学,奈我何?用人一技之长,他刘瑞罪再大,现只是以正学育人,欲奈瑞何? 好在几年以后,朝廷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刘瑾被诛。在高堂的支持下,刘瑞得以正式担任澧州文正书院的教席。刘瑞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高贵品格,吸引了众多士子负笈从学,造就了后入祀扬州名宦祠的澧籍名臣高鹏等一批人才。年仅32岁的南通知州高鹏死后,刘瑞为这位学生写的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君行之道,而位不显于朝廊,有廷式之行,而禄不逮于后昆。为乡善士,为国梁臣”。可以说也是瑞自己一生奉行不逾的准则。刘瑞在文正书院执教的同时,还兼职澧州的道溪书院,为道溪书院写过一记,惜今已难觅。刘瑞回澧执教近十年时,朝廷的政局进一步变化。先是他得以昭雪复职;继授以副使督学浙江;再则召为南京太仆少卿。嘉靖2年(1523),又迁礼部右侍郎,终于重列朝班,位居重臣。此时的刘瑞,年近六十,本可以不显山不露水的过自己的日子。但他此时此地,一想起自己最困难之时,得到高堂这样正直之人的帮助,仍铮铮建言的忠骨不改。不仅针对世宗帝治灾治政治国的失误,联合同朝官员,“条上六事,且言斋醮无益且妨政,织造多费且病民”,建言新帝革弊;而且在重大的朝议中,常以耿直忠谏,疏以数千言,深深影响政争的走向。他觉得非如此不足以回报高堂一类的正人君子,也深得明世宗欣赏。很快他被擢为礼部尚书。 嘉靖4年(1525),刘瑞回省澧州,特来拜谢所有仗义救助过他的澧州士民。却不幸逝于澧州。高堂即以自己对刘瑞的了解,代为起草了向朝廷的讣奏。世宗帝览必“默然良久”,随即草书一道 “特建忠清祠,配享范文正公,令子孙永奉祠祀”的诏书,飞马快递澧州。并谥之为“文肃”。从此,澧州城西北隅,紧邻文正书院的西墙外,一座肃穆壮观的“忠清祠”雄峙了200多年,成为澧州士子修身养道的崇仰之地。现在,忠清祠虽没了,但高堂与刘瑞这两个代表着侠肝义胆的正直儒士和直言忠诤之臣的名字,却没被历史的尘埃淹没!
3、“廉能茂著”的明通、霸、扬三州知州高鹏 高鹏,为澧州高氏始祖高迁公的第八代传人,高堂的长子。字云翼,正德辛未(1511)科进士。累知通州(今江苏南通市)、霸州(今河北霸县)、扬州(今江苏扬州市)。33岁时,赴四川公务,顺道请假归省澧州,不幸因病卒于家中。葬澧州仁和铺杉木园(今澧澹乡三甲村),其后裔散居于杨柳坝(今属小渡口镇)等地。 高鹏少时,由于受三代书香之家的熏陶,接受了其父高堂的严教,再加上师从“明代澧籍五尚书”之一的刘瑞倡导的“正学”(经邦治国的儒学),因而显现出特别的聪颖、贤孝和忠贞。据澧州历史上的五修志书,即曾官曲阜知县、云南昆阳知州的潘相编撰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澧志举要》记载: 入仕之前,高鹏即“性最孝,每受堂杖鞑,不稍忤。一日,跪厅事州守熊,过之不敢起,必得父命乃执宾主礼,守熊叹服,以为曾闵。幼娉周伟女,及笄而瘓,鹏已中举,固请娶之,相敬终身”。这里,用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且不说他对于父亲的杖责不予反抗,也不说他跪以受罚时,即使州守熊大人到来了,未得父命,仍不敢起来接待贵客的行为如何,单就他高中举人之后,对于原定的未婚妻得了严重的瘫痪症,还自己坚持把一瘫女娶回来,相敬终身这一行为举动,总可以说是一种是对爱情坚贞不渝;对人,特别是对弱者负责任的人性美德的最好体现。《直隶澧州志》还说,对于这宗婚姻,高鹏的岳父“伟辞”过,但高鹏则“执不可,竟委禽焉,终身相敬”。这表明,对于男女婚配中的巨大反差,高鹏不仅仅是“于心不忍”的良心使然,而是执着的责任心的坦露!是真正的大丈夫之举! 高鹏对于政事、国事,《澧志举要》的记载则是:“成进士,授南通州知州,革弊政。奏罢扬州、坍江料。调霸州,以中贵渔食畿辅近地,上章极论,触珰怒,文致诏狱,台省雪其冤,降云南安宁同知……巡抚李宗器,尝荐鹏为人和粹,而遇事敢为”。 这意思是说,高鹏担任南通知州时,大胆的革除了各种弊政,大兴廉政之风;而一到扬州、坍江,就狠狠的惩罚了一批以粮调为首的贪官污吏;调任霸州后,更把惩治腐败之剑刺向了朝廷内廷正受皇帝宠幸的宦官(中贵人)渔肉百姓的黑手,终于触怒权党,被权党们以舞文弄墨之法(文致)诬陷进监狱,也在所不惜。只是因为巡抚李宗等一些人的器重,吁请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台省)中的正直朝臣,为其辨诬雪冤,才得以贬谪云南边远的安宁去当了个同知。 大约权党们“文致”的折磨、摧残相当严重,导致了高鹏的英年早逝。真叫后人阅此而扼腕!他的老师刘瑞非常痛惜这位高徒,曾写了这样一段祭文:“有君行之道,而位不显于朝廊,有廷式之行,而禄不逮于后昆。为乡善士,为国梁臣”。是对高鹏短暂而光辉的的一生非常恰当、准确的总结。他任职过的扬州的仕宦军民,把他的牌位请进了扬州名宦祠,世代朝拜。澧州人更把他供奉进乡贤祠祭祀。对于这件事,清人黄宜中(字揆一,号衡斋,湖南湘乡人,乾隆七年进士,曾任安乡教谕、澧州学正),在他乾隆十二年(1747)编撰的澧州四修志书《澧州志林》中评价说:一些地方的“……人物传,多载祀乡贤、名宦,及立生祠、见某志等语,其实徵信者甚少,若高鹏,差不愧不诬耳”。这可理解为人们对于高鹏的纪念,是实在的,也是合适和无愧的!因为:一位品德高尚、遇事敢为、廉能茂著的地方官员,是值得士民们爱戴和尊敬的!千百年的中国历史中,老百姓总是期盼着清官和好官,一旦有一个官员做了一些符合老百姓心愿的事,当然会永远受到尊敬与崇拜的!
4、开湖南私家撰修方志先河的高尚志 据《湖南地方志提要》一文介绍,湖南的方志学研究中,专家学者们发现:古澧州的志书中,有一部澧州二修志,名为《澧纪》。为明万历年间澧州人高尚志撰,高坚续撰。“是纪撰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前,四十年付梓问世,记事止于三十八年。正文分九门六十一目,共八册,近二十万字。阴私人所修。卷首列王在晋序,卷末有澧州书肆詹国桢刻书牌记,载本书撰刻经过甚详,各卷均题:‘澧高尚志撰,高坚续,龚之伊定,高远编,高博订’,别具一格。首列经纶,顺次为登绩、徵献、述制、览胜、方外、录异、杂记。经编记全州古今大事和历朝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登绩分类记载一州三县职官;徵献分乡贤、耆旧、进士、武举、封阴、杂科等十八类,详 记澧州古今人物生平略历;述制纪夷道,记澧州至溪州(今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峒蛮’道路,是为县际公路之源;览胜纪类目繁多,记所属一州三县各卫所名山胜迹,九澧秀水,兰浦风光,甚为详备,为研究澧县、临澧、石门、慈利、安乡的地理历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澧纪》体例类目,颇具特色,且刻印精良,字大如钱,粗黑醒目,纸墨上乘,至今三百七十余年(作者计算至1985年左右——笔者注),宛如新印,为明刻楚湘诸志上品,开湖南私家撰修方志先河。传世仅一,藏上海图书馆。有万历四十年(1612)刻本”。 笔者想了很多办法,惜无缘一睹《澧纪》芳容。但是,从澧县档案馆珍藏的《澧志举要。补编》中,笔者有幸读到了该书编撰者潘相的一篇记述。潘说,高尚志的《澧纪》,“所为文极古雅,而科贡、文学志,不载其人,亦无高坚姓名,甚可叹也!及登之以传”。 潘相这是说,一个写出了一部古朴典雅的《澧纪》之方志的人,(澧州的)科贡(此指科举志——笔者)、文学志上,却没有为之立传,就连续撰者高坚的姓名也不见,实在是可惜可叹,因此要把自己找到的高尚志的一篇文章《叙》录登于此,以为(高尚志)一传。 限于篇幅,高尚志的那篇以介绍《澧纪》各类目内容为主旨的“极古雅”的美文,仅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一段是综述澧州地域和历史变革的:“方舆错绣,郡县臂使。禹贡维荆,魏史纪澧。倏合倏分,占世之纪。乃鼎乃革,知政之体。衡霍斯阻,松假嶽礼。尉侯既一,柿名蛮邸”。此虽不到50字,古澧州自先秦至明代的政区、政体演变历历述清,非“字字千金”无以形容之。 一段是描述澧州览胜的:“洞庭西氵筮,涔阳极浦。曰桃花源,曰云梦薮。词臣赐田,大王酌茹。星分轸络,俗从南楚。有鱼珠鳖,传自鼎薮。有兰紫花,世于乐府”。作者笔下,那洞庭之浩瀚,涔阳之神秘,屈、宋之遗韵,星占之吉示,物产之丰珍,诗文之香馨,真令读者陶醉不已。 再一段是纪述澧州奇闻异事的:“史纪巫鬼,骚歌帝君,矧伊泽国,鲛人窟尊。旗华澹野,鏡石澧阴。云期谶李,珠梦殒彭。吾师所讳,怪力乱神。虽异勿异,德之休明”。作者以简洁而明快笔调所展现的奇闻异事,仙风神境,史传民说,道德文明,更叫人如入天界。 无奈笔者腹内空空,实在是领略不了那分“极古雅”的意趣;更何谈识别一部《澧纪》在今天的意义呢。不过笔者还是想追踪高尚志的根多信息: 近查1928年的《澧州高氏三修族谱》,发现这位高尚志,乃澧州高氏始祖高迁公的第九代孙、高鹏的亲侄子、高鹤之子,正宗的四代书香门第所出。祖居澧澹乡。传说其早年曾一度徙居湖北石首,后回归澧城。1982年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浙江省海盐县摩崖石刻群中,其山顶巨石南侧的垂直石壁上,有“清修壮节”四个楷体大字,又有“嘉靖壬子(1552)春石首高尚志题”的字款。字迹清晰而深邃,显露出一种苍劲隽永的风骨。疑即是为高尚志与明代海宁籍进士许相卿相交相游的一个遗迹。 高尚志曾有多种诗文,但今已无从找起。实是令人惋惜。尽管笔者经过一番查找,仍只得区区数语,不足以为一代“开湖南私家撰修方志先河” 的高士立传,但还是要以此,表示对我族先贤永远的敬意!
5、救庇危难、赙仪恩师的高献公 湖南清康熙戊子(1708)科第八名举人高献,是澧州高氏的第 十三 代传人。三百余年来,他以救庇危难、赙仪恩师的义举,受到澧州人,特别是其师族后裔的世代传颂,实在是一则尊师救难的佳话。 澧州高氏民国十七年(1928)三修族谱中,有一篇题署为“澧县后学李震磅礴农沐手敬撰”的《高孝廉公传》文。据初步考证,这位名李震磅、字礴农的“澧县后学”,就是澧浦大地久传不衰的“聪颖、博学、戏谑、诙谐”的“榷才”。大约人们讳其名久,所以就把他那为对付官家和不平而自诩为“威震磅礴一农夫”的字号别有其音了。礴农文称: 高献,字云山,曾从李礴农的先祖九峨公学。这位九峨公,曾经是明末进士,北方人。清初“宦游南来,司铎澧阳”。高献“出其门,师生之情独深。” 约九峨公90多高龄时,三大天灾人祸骤至李家:首先是火灾,烧得个书香门第片瓦不全,特别是李家在津市的数十间铺房和位于铁家嘴的数百亩家山田地的契据均成灰烬;紧接着,原来随九峨公南来的七个仆人中,除一个叫李玉芝的外,余下的总管、账房等人,皆乘火打劫,盗卖了李家的全部房地田产后逃之夭夭,造成了李家一贫如洗;再接着,年迈的九峨公及其遭受重击的儿、孙三代人,忧愤中先后身亡,只留下李氏四传的年幼李鸣凤少主和李玉芝老仆,主仆二人无以为葬,只得把“棺骸停集津市”,“坐镇守棺”。后来,高献公云游归来,知此情形,立即慷慨解囊,不仅厚赐赙仪,而且在兰江驿(今澧澹乡)附近选定先师的坟茔之地,“舡送归窆”,同时又为李氏的少主老仆在坟茔旁购置一座“包家园”,供其守陵和生计。得到高献公救庇后的李氏孤儿,从此安定下来,并逐渐重振家业,艰苦复兴,到清末民初,“支派繁衍,不下千百户”,形成了族兴人望的局面。 1928年,正设馆教塾的九峨公后裔李礴农,听说澧州高氏续修族谱,一定要为高献公这位李氏家族的大恩人,同时也是澧州救庇危难的大义士立一传。他认为,“磅族(李礴农家族自称)目前”的兴盛繁荣,若“不得(高献)公的维持,不及此”,“屡阅家乘,读先祖林公(即李鸣凤——笔者)纪略……辄流连不置。” 李礴农还认为:高献公的义举,又“不得仅以脱骖赙馆人之事例也,(高献)公对于峨公,视端木氏对于孔圣筑室反场,不更有加乎?” 李礴农此是以典喻事,把高献的行为视作春秋时代的端木赐(复姓端木,名赐)。即孔子七十二贤人中最忠贞坚定的弟子子贡之德。史传比孔子年少30多岁的子贡,与孔子的师生感情十分深厚。孔子在列国流浪时子贡作为富家子弟始终伴随左右,而且一伴就是十几年。孔子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返回故土鲁国后,子贡一方面将自己做生意获得的资金拿来做安置孔子整理《诗经》、编撰《春秋》、教书育人的费用;一方面又以勇敢和传奇般的救亡外交,受孔子之托,代孔子出使五国,收到“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奇效,实施了孔子的思想,也为保证孔子最终业绩的完成,做了一件让后世惊叹不已的纵横大事。而孔子死后,子贡悲痛万分,又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坚持守墓6年。这种对老师的尊重与忠诚,是急功近利的现代人不可理解与想象的。李礴农还特别指出,非如此评价高献对于九峨公的义举,不足以表达李氏家族“至恋恋高孝廉”的情感。于是就有了《高孝廉公传》。这为我澧州高氏留下了一分先祖美德之传,也为今日澧州留下了一位活跃在民间的清末民初大智者的家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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