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庸县（现为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银行工作，任秘书兼管人事。1951年三、四月份，我因人事方面的问题去省人民银行分行人事科汇报，并顺便押送金银（银元及金条、金银首饰等回收物）共四个木箱送交省库，为保途中安全，县支行还选派行警楚德桃同志与我同行，二人共携带长短枪三支，以策安全。

　　当时由于大庸尚未通汽车，交通梗塞，去长沙只能从大庸乘帆船到津市，再从津市转火轮到长沙，总共需要十天以上。那时社会情况异常复杂，大庸地方残匪尚未彻底肃清，澧水沿线的慈利、石门两县的治安情况也不好，我们自知此行任务艰巨，思想上都作了克服万难的准备。

　　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后，从大庸乘木帆船启程。开船的当天傍晚，意外的事件发生了。约在下午五点多钟，船行至慈利县边界，当船进入一个急湾险滩时，船的尾部被暗礁撞破，尾部船底急骤向船舱冒水，真个船体也开始下沉。幸被船工奋力向河中沙洲划去，船体才未全部沉入河底。我和行警小楚迅速将被河水淹了大半的木箱搬上了沙洲。但当时红日已经西沉，夜幕即将来临，河中又无过往船只可乘。我们二人只得将木箱扛上澧河北岸放在离村民住处不远的，连门窗都没有的一间破木屋内。当时有过路村民问我们带的什么货到哪里去？我们警惕的回答说：“我们是大庸县政府的干部，带了四箱甜柑赴省开会，不幸船被打破，故暂留此处，准备另想办法再走。”几番折腾，时间已到晚上十点多，附近又没有电话，只得等待明天再找下津市的其他船只。于是我向村民借了一床被子准备就在破屋里过夜，但又听到村民一老者说：“听说县里今晚有部队要搜山追捕散匪”，我听后心中十分着急，但表面还是很镇静的说：“不要紧！几个散匪万一碰上了，我们有武器，可以对付他们！”被子借来以后，，我们二人并没有睡，为了确保公家财产万无一失，马上进入临战状态，所带三支长短枪全部子弹上膛，并在破屋门前，设置了一些障碍，二人又相互鼓励，说：“如晚间有歹徒或散匪来袭，一定要和他们拼死到底，决不退缩。”接着我们二人各就各位，紧握手中枪，监视着室外一切动静。直到当晚一点过后，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我们才轮流打了个盹。天亮以后，我们又马上将四只木箱扛到河边，叫到一只较大的大庸下津市的木船。上船后，船上的樊老板夫妇都是大庸街上人，对我们很客气，并专门为我们腾出了一个睡仓。用过早饭，船过慈利溪口镇后，又进入了不安全地区。这段的澧河两岸，山高林密，为防范不测，我们的木箱和生活用品交船老板代为看管后，上岸随船步行。行到慈利谢家铺，突然发现对河有三、四名全副武装人员要船靠岸检查，并隔河叫我们二人不准动，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回答是大庸政府干部去长沙开会的，当时还有老百姓过河，我们估计不是坏人，就过河出示通行证件，他们说是慈利县公安局的，到此追捕逃犯，并详细询问我们前面发现什么情况没有？这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也比较放心的上船了。途中又经过了五天的日行夜宿，木船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津市港。到港的次日清晨，我们和樊老板结帐付款后，接着就将木箱搬上由津市开往长沙的火轮，经过两天三晚抵达长沙。价值一万多元（新币）的金银贵重物资，全额交给了省分行金库，并取得了验收无误的凭证。最后我深有感触地对楚德桃同志说：“这次历尽艰险的押送金银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真是谢天谢地！这对我们也是一次极好的考验。”

　　此文原登选于《情满湘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