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下旬，我由省人民银行分配到湘西永顺专区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又由中心支行分配到大庸人民银行工作（全称为中国人民银行大庸县支行），到达大庸的时间是1950年4月30日。就在到达大庸支行当天夜晚，听说土匪要攻城，当时气氛异常紧张，以行长李文东为首组织干部力量和枪支，采取了应急防卫措施，并按中共大庸县委指示，作好必要时从支行后院向县委机关撤退的准备，以确保人员和库存现金的安全（支行后院和县委机关相临）。由于县委防范措施得力，战斗还没有打响，土匪就自退了。

　　来大庸支行后，我开始被分配搞总务工作，具体管支行的一切费用开支，1950年下半年就调任秘书兼管人事，1954年初又被任命为大庸县支行副行长。在我初到支行担任总务工作时，支行的一切设施都很简陋。当时支行的营业地点在南正街，离南门城楼不远，原恶霸龙国卿的一所木房里（龙原是解放前义安乡伪乡长，已死），门面不宽，营业间狭小，干部职工宿舍也安排在楼上几间木板房内，窗子小，通风差，房顶又没有天花板，冬冷夏热，特别是夏季根本无法入睡。行内费用开支控制很紧，没有添置过什么像样的用具和设备，连低置易耗品的购买，也要会计负责人签出审核意见报行长批准。到1951年，由于业务的扩大，人员的增多，原有房屋已无法适应才向上级行报告，在南正街靠近十字街处新购禹氏旧木房一栋，经过整修，后院又加修了会议室和厨房。此时营业间和宿舍比原来都宽了许多，条件大有改善。

　　在业务发展的同时，行内机构设置也逐步健全起来。我1950年4月末刚到支行时干部职工还不到20人，当时行长李文东，下面设置会计、业务、出纳三个组，总务和收发以及勤杂人员都由行长直接领导。到1950年下半年，全行工作人员增加到将近30人（1950年底31人）。原有的机构设置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经上级行同意，建立了会计、业务、出纳、秘书、农金等5个股室，这样支行内部分工更明确，领导体制健全，各项工作的开展更有成效。

　　1950年--1951年期间，虽然支行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但闹思想情绪的人少，埋头工作的人多。支行每天开门营业达10小时，加上晚上的内部办公，每天达12小时以上，出纳股的同志，早晨上班前要把准备支付的款项提前出库，晚上才开始整理钞票，按票面分类清点并扎成小把大捆，最后还要同会计股的同志对准了帐并将钱币交库后才能休息。一般要工作到晚上10点多钟。会计股的同志也要在晚上分别与存贷帐目和出纳收付帐相核对，直到向省行发出项目电报后才算完成当天任务，通常要到晚上10-11点。像这样的加班加点，除年终结算时有夜餐补助外，其他时间都是不计报酬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工作条件艰苦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大多数干部职工的生活待遇都很低，实行的是供给制（除李文东享受中灶外，其他均为大灶），每月除伙食费外，有时还发点牙刷牙膏衣服之类的实物。后来改为大包干（即每月按115斤大米折算发钱到人），待遇才稍有提高，每月除伙食费外，还有6-7 元（按新币计）的零用钱。除此之外，全行仅有从省银行干训班分下来的和接受旧银行留下任用的8个干部，实行薪金制，一般每人每月60分，每个工分值是按国家在报纸上公布的分值为准，按工分和分值计算出货币的数量，每人每月约20多-30元左右，其中仅两个同志（从旧银行留用人员）每月250多分左右，每月实发工资约100元多一点。尽管当时大多数干职人员生活待遇很低，但工作情绪很高，组织纪律性很强，工作不讲价钱，各方面调来的干部和就地吸收的干部之间都比较团结。但由于同在一个支行工作，实行两种不同的工资待遇，人们免不了要产生一些想法，直到1953年工资改革，全行统一实行薪金制后，这个矛盾也就很自然的消失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企事业单位的增多，银行业务也迅速发展起来。存款是银行主要资金来源。1950年，存款业务主要是在县城镇国营单位和私营工商业户中开展，此项工作逐步被领导所重视，并在营业间会计股内设置专柜办理储蓄业务，业务股外勤也积极开展个人储蓄“利国利己”的宣传。1950年底，支行各项存款总额达2万多元（按新币计）。1951年还在第一批建立起来的银行营业所（教子垭、后坪、先街河等集镇）展开了工商业者的存款业务。1952年银行机构进一步扩大，全县六个区都建立了银行营业所，全行的存款业务更是逐渐发展，到1953年存款总额达45.62万元，其中个人储蓄达6万多元。

　　贷款业务是银行资金营运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支持商品流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支行初建时，贷款对象主要是新建立起来的国营县贸易公司和县城私营各工商业，1950年到1951年才逐步扩展到农村。1950年贷款总额达8.56万元，其中国营1万多元，私营工商业6.9万元；1951年贷款总额达36.9万元，其中国营5万多元，私营工商业 28.9万元，1952年全行各类贷款总额上升到64.32万元，其中国营和私营工商业者就占61万多元，由于存贷业务的逐年扩大，资金营运状况良好， 1951年到1952年间，支行经济效益比较理想，除去各项费用，每年都稍有盈余。

　　支援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银行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1950年由于农村尚未土地改革，银行在农村的机构尚未建立，干部力量也不够，因而对农业方面的贷款也比较少，但在支援农业方面也开始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1950年底至1951年3月，支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发放石灰窑贷款，（石灰是当时稻田生产的重要肥料，天门山一带的石灰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当时一、二、三、四区农民的石灰供应）给天门山一带的石灰窑发放3154元贷款，帮助65户窑主解决了周转资金的困难，当年增产了6.5万担石灰，满足了四个区农用石灰的需要，而且通过银行贷款，摸清石灰生产成本，降低了石灰销售价格，使农民受益非浅，银行贷款也基本在当年先后全部收回。这件事在全县的干部群众中得到了较高的评价。1952年后，在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导下，银行机构不断扩大，农村信用合作不断发展，农田水利方面的贷款以及上级对农村的各项专项贷款逐年增加，农业贷款的数额迅速增加，农业贷款与支行总的贷款数额比较，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注：此文原登选于《难忘的历程》___老同志回忆录之二